砚台作为研磨的器具，与笔、墨、纸一起为传播、记载中华文化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但砚台仅仅作为一种工具，在今天研墨之“用”的意义并非主流的朝代，并不足以让我们去渴求，让我们去尊崇。是砚台从研到砚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凝就的独特的中国文化意象，其中包含着的中国历史富有生命力的基因，含藏着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元素，表达着的中国文化的奥妙，一代一代地传播着、诉说着的有关中国砚文化的信息，包括其中看不完的形制，说不尽的故事，解读不完的意义，争论不休的魅力，以及每一方名砚台背后极其丰富的链接，博大深远的知识海洋，承载着诗人名贤高僧的大德和生命信息，也凝聚着中国人集体的记忆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千年密码，才是我们解不开的情绪，苦苦追寻的梦境。其中所蕴含的意义却须待于有心人的寻访，踏勘与解读。
　　
　　这也许就是砚台所具有的独特审美属性和文化内涵，致使砚台在“实用”性式微之境况中仍在发展壮大，这正是砚台不仅具有“实用”之用，更有“无用”之用，也在当仅就是精神之用张扬。当人们不仅仅以砚台作为研墨工具时，就会赋予砚台更多的精神涵义。它双层的功能、独特的造型以及千姿百态的制作工艺和大自然赋予独特的材质，构成着一个绚丽多彩、品味高雅的艺术世界，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成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对象，吸引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证和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收藏家和爱好者的青睐，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艺术品。
　　
　　我们将砚台定位为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手工艺美术品，表面上似乎没有多大的异议，但具体分析却在理解上存在一定的误区：
　　
　　我们知道，砚台的精髓一方面在于它是手工文化，另一方面在于材料的合理应用，高尔基曾经说过：“艺术的奠基者是陶器匠、铁匠和金匠、男女织布工、石匠、木雕匠和骨刻匠、军械匠、油漆匠，男女成衣匠，总的来说是手工艺人。”一部砚台从研到砚的发展史，是人对自然和材料的改造的历史，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审美心态。重提砚台文化定位，将唤起人们对物和人本身的尊重，冷静地思考，我们的先人在若干年前，是怀着怎样谦虚和耐心去完成一件件精美的砚台，需要继承和发展的正是传统匠人的那种创作的智慧和平易的心态，籍此来补偿安慰现代人的心灵。
　　
　　我们将砚台提升到最具中国民族特色定位，主要依据为三个方面，一是指砚台起源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砚的刍型以目前出土的实物为证考，约为公元前6000多年前，但从考古学家发现的分布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岩画遗址中遗传的众多细岩画分析，其岩画上的颜料至少有13000年的历史，由此可以推断当时已出现研究颜料的研磨器。二是指砚台为墨而“生”，与笔、纸结伴，缘系着书法和绘画的诞生与发展，共同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意象，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中形成的鲜明特色。砚台无论其造型，结构与功能均具有中华民族的个性。三是指砚台蕴含的文化内涵符合中国人特别是传统文人的审美趣味，这其中包括砚台用之妙，材质温润之德，砚石精光内敛的品格以及造型自身的象征意味，雕刻内容的寓意等，都体现着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体现着中国人独特的致思方式，有着与西方文化廻然不同的视觉和思维方式，如赵汝珍先生在《古玩指南》中所说“……对古砚之精妙，西洋人绝不能理解绝不能认识，故西洋人来华者，任何古玩均可以买，未闻有收购古砚者……”。砚台之上述概说，是我们立论的。
　　
　　我们说砚台是传统的，当然首先是指其悠久的历史，但这里我们重点强调的是砚台制造过程中所体现的传统造物精神和砚台本身蕴含的文化意象，这才是砚台最具审美价值的因素，也是砚台在今天仍能为我们所景仰的原因。
　　
　　研的生发至砚的形成和发展，无不体现着先民“制器尚象”、“制器尚用”、“器以载道”的造物精神。关于器的经典论述，最先来自儒家的经典《易.系辞》的系统而精到的论述，《易.系辞》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把造物推高至犹如圣人的事业，又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视制器为推行圣人之道，并列举了一系列古贤制器造物观加以说明，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制器与观物取象的联系。此外，道家观念和诸子百家的关于制器的立说，也无不体现着制作与应用相联系。由于儒家对器的象征意义的重视，以及其观器论人的观念，逐步使器物的观念超越了经验的描述范围，把看得见，摸得着的器与不可见、不可触的思想相融合，砚（器物）才突破了形而下的范畴，进入形而上的观念层。从中国最典型的砚台形制看，天圆地方的壁雍砚，大块意气的风字砚，虚怀张扬的箕形砚，端庄雅正的抄手砚等，无不体现着制器尚用，制器尚象的造物思想的完美结合，无不体现着器以载道造物精神。
　　
　　工艺造物赋予砚台使用价值、文化涵义和功能形式，方成其为器；中国传统的观念视砚台为存“有机的生命体”，各种造型互相应照，贯穿着中国的哲学原理。朱子言：“此是置心在物中穷见其理”，也就是说传统的审美观讲究“体悟”和神与物游，从不脱离人谈造物，也从不把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截然分开而就物论物，而是兼顾物理、权欲、心理，使之具有人格化的人及更特色和感情色彩，从而形成了器与道或物质与精神和谐统一。这既是天人合一的造物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的表现。
　　
　　依据砚台是历史生活的产物，适应着不同时代的生活和生活方式的需要而发展的研磨器物，是手工制造的，具有实用性与审美性的产物。砚台为实用而诞生，其最终是为让人使用时感到称心如意，这就审美的萌芽，就连公元前6000年出土的姜寨遗址的研磨器，虽然工艺粗糙，但其造型已基本成型，已符合研磨器用的内在规定性。随着技术的进步，砚（研）发展到汉已基本成型，至唐宋已高度成熟，这成熟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现与利用了最宜磨墨的材质，二是传统的造物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三是工艺与技术的发展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砚台作为实用的手工艺艺术品，体现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实用是审美的前提和基础，审美也反过来增强实用性，两者互相促进，密不可分，构成了砚台最基本的原则和特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审美性在砚台艺术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人们对砚台材质美、形式美、艺术美的要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而迫切，随着社会发展，这一趋势将更加明显。
　　
　　从某种意义上说，砚台首先是用的，然后才是美的，不能骑的自行车，不能用的钢笔，无论其外装饰有多么的精美，也是没有审美价值的。这里有一个对适用与审美的理解误区，制砚人通常要选择砚材好的部分开砚堂，出于商业目的，尽量保留原石的体积，将不能作砚堂的部分实施“雕花”，并美其名为“艺术”，砚堂最终只占砚石整体十分之一、二的空间，作者也扬言“可用”。然适用与可用是一个不同的概念，至少是程度上的重大差别。我们说一方砚台的适用，至少包括其造型、材质、结构，研磨舒适、清洗的方便、把玩以及使用时最大限度的人性化满足感等各方面的综合平衡，而“可用”仅仅能容磨墨、能盛水的简单要求，任何材质的器具也皆能做到。
　　
　　另一个误区是将砚台的适用与审美割裂开来，一方面过度地强调人为的雕刻技艺，忽视砚台的适用性，也忽视雕刻的象征和意味性的内容，雕馈满眼，而空无一物。另一方面是复制传统的形制，只重于“用”毫无创新意趣。
　　
　　二十一世纪，许多文化人、艺术家的目光开始投向砚台，制砚艺术大师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和吸收各门类艺术的养份，使砚台的创作充满形式感，情感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内涵，拥有和艺术家一样的艺术特征和文化的哲思，砚台和纯美术的界限开始模糊，各种美术领域倡导的各种哲学思想使制砚艺术大师极力摆脱行业局限，探索尝试新艺术的语言。与此同时，文化市场对砚台的要求，也不只是单纯的形式上的复辟，而是从历史上吸收艺术的营养，从民族文化中吸取有益的精髓，采取抽出、混合和拼接的方法，传达出一种内在的隐喻的合混的风格。
　　
　　当今砚台的制（创）作虽然象各种现代艺术一样，极力寻找自身未来的多种可能性，从而重新定义“艺术”，也试图超越时代的理性，用超常理的技艺、精神的探险为自己开疆辟地。但是砚台的艺术成长从来就不存在脱离外在影响的自身构建，历史以过去了的经验方式告诉我们：没有深厚的传统坚固基石，再伟大的创想只会是空中楼阁，继承和发展永恒不变的主题。
　　
　　基于这样的角度，我们以审慎的目光游览砚台，古朴、方正浑圆、厚重的造型和材质本身的的自然和谐之美，不正是我们不倦追求的那份本真吗？一块一块随型的自然砚石，历经师匠们温润双手的雕刻，一方方砚台显得那么亲切，那样鲜活，舍弃了太多的技法形式的表达更显得大气凝重，将“砚”的独特魅力表现得如此完美，空灵率真中透出丝丝优雅古朴之美，纯正幽静中现出点点深厚凝重的文化内涵。每次审视砚台，总被其端庄、孤傲的气魄，优雅独特的诱惑和那穿越千年历史的苍桑所深深折服，其于沉实中折射出灵光，在从容淡定中依旧是那么幽静典雅、奕奕生辉。
　　
　　如果以一首美妙的乐曲来形容砚台，传统的砚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默默无声地奏出了自己辉煌的第一乐章，虽然它是无声之曲，但世人是可以解读出其所传达出的词意，领略其自然而向外散发出的韵味，曲终而味存，这是我们赏古砚的感觉。今天，我们绘就了另一个辉煌的乐章，也许还是更华丽更庞大的乐章，场面更宏大，更多的演奏者，更多的乐器的参加演出，更多的声响，还融入了西方之乐器。但遗憾的是其声大、其音乱，抒情之音，激昂之音，婉转之音独奏，豪壮之声、钟鼓之声齐鸣，仍在演奏，虽然某一小段某一乐器奏出美妙之音，但很快被众多乐声掩盖，而难知其主旋律，也难和其味，这就是我们砚界今天的现状。
　　
　　砚文化是制砚活动及其物质、精神成果的文化内涵的总和，涉及到制砚文化观念，砚台的历史衍变，研台形制，文化符号等诸多方面的综合体。砚文化独特的造型理念、创造心态、视觉模式和构型规律，以象形取意、立象尽意的致思方式，比类取象的思维方法，以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造型哲学，对形、色、材等造型外显层面的总体把握和特征的强调，“天人合一”的宇宙砚等综合因素的制约，决定了传统砚为“象征性艺术”。然时与境迁，特别是在砚台从文人士大夫文化走向大众文化的今天，既要源续传统的造物精神，体现时代的文化特色，还要让砚台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更要展示器有用、材有美、工有巧的砚台特性，更具体地说，砚应该成为融文学、历史、书法、绘画、雕刻和金石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品。这对制（创）作砚台的师匠们，无疑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考验。
　　
　　面对二十一世纪外来文化的撞击以及科学信息技术的强势压迫以及商业的介入，砚也在变化中，学术界、文化界对当今砚台的状况普遍有这样的评价，一方面是制砚技艺进步了，另一方面赏砚的水平退步了。面对这种现状，值得我们清醒的是，传承传统，并非仅仅是砚台的形制和工艺技术，而是砚文化内在的思想定势和赖以发展的“内在力”。其核心就是要传承延续不断发展的砚台文化和美学思想，这才是传统砚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砚文化得以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