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现代经典美术作品展》在新落成的国家博物馆中央大厅开幕，虽然这是国博诸多开馆展览中的一个，却具有特殊的意义。从1951年开始，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就开始组织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经历1959年、1964年、1972年4次大规模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创作了一大批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美术作品，在新中国美术史上书写了重要篇章，同时，也为国家累积了价值连城的艺术财富。其中有罗工柳的《地道战》、胡一川的《开镣》、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王式廓的《血衣》、石鲁的《转战陕北》、艾中信的《东渡黄河》、叶浅予的《北平解放》、侯一民的《刘少奇和安源矿工》、全山石的《英勇不屈》、靳尚谊的《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林岗的《井冈山会师》等重要作品。

　　与这些重要收藏相关的国家付出所对应的是艺术家无私的奉献，因此，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在开幕式致词中特别强调：“应该感激那些在不同历史时期内为本馆美术创作作出贡献的美术家，包括曾经组织创作的组织者，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和辛勤劳动的价值将永载史册。”从国家收藏角度来看，中国美术馆自1961年建馆之初，就承担了替国家收藏美术品的历史责任。当年刘岘、江丰、米谷、郑野夫等人组成的“收购小组”，从最初收购石鲁、林风眠和傅抱石各6幅国画及若干幅当代版画，历时50年，至今蔚为大观。中国美术馆收藏的方式主要有购藏和捐赠两种，这也是其他公立美术馆获得藏品的主要方式。因为中国美术馆有着“国家收藏”的桂冠，具收藏的便利，能够得到许多爱国艺术家和相关人士的响应和支持，即使是购藏也是半买半送，这在计划经济和讲政治的时代受益良多。所以，中国美术馆几十年来并没有花费太多收藏费，却有许多重要收藏。相比较而言，虽然今天的年度和专项收藏费增加了很多，但有时也只能是望作品兴叹，一年中有限的收藏费可能买不到一件作品。比如中国美术馆至今没有徐悲鸿的油画，可是，拍卖会上屡次出现徐悲鸿的重要作品，然而，国家美术馆不可能用几年的收藏费去买一件作品。所以，捐赠对国家收藏来说非常重要。

　　1995年，中国美术馆接受德国收藏家路德·维希捐赠的89套117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缺少国外艺术品收藏的局面。2005年，刘迅一次性捐赠中国美术馆1783件作品。此后，国家的“二十世纪美术作品收藏与研究”计划，使中国美术馆得以平均每年收藏2000件左右的作品。与这种状况相对应的是，在多元化的今天，“国家”的概念被放大了，各省市的美术馆也代表国家行使着为国家收藏美术品的责任，所以，许多艺术家的捐赠进入到了省市美术馆的库藏之中。而为了吸引美术家的捐赠，各地用建立以美术家个人名字命名的美术馆这样的优惠政策，使集中的“国家收藏”的概念，成为分散的“国家收藏”的现实。比如深圳的“关山月美术馆”、北京的“炎黄艺术馆”、合肥的“亚明艺术馆”和“赖少其艺术馆”、吉首大学的“黄永玉艺术馆”，以及广州艺术博物院中的各个美术家的专馆，都表现出了这种从集中到分散的“国家收藏”的趋向，形成了各地、各馆明里暗里争资源的局面。

　　另一方面，伴随个体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增加及经济实力的壮大，私人藏家近年来通过拍卖会表现出的强劲购买力，将许多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美术品变成与“国家收藏”相并行的“私人收藏”，其中以刘益谦、王薇夫妇为代表的私人收藏的崛起，也影响到“国家收藏”。而对艺术家来说，“国家收藏”神圣化的概念正日渐减弱，因此，一些重要作品一直秘藏于美术家的手中，没有进入中国美术馆的理由却与收藏费的多少没有直接的关系，如不断参加各种展览的刘大为的代表作《晚风》和袁武获得全国美展金奖的《抗联组画》等。显然，国家收藏在新的时代中遇到了新的问题，其难度的增加是来自各个方面的竞争的加剧。这一现实困境不仅出现在中国美术馆的面前，也摆在了各省市美术馆面前。而对于省市美术馆来说，中国美术馆收藏数量的提升，就意味着他们收藏难度的增加，如中国美术馆得到了赵望云家属捐赠的430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就影响到陕西省建立长安画派纪念馆的构想，影响到陕西省的“国家收藏”的规模。

　　在新时代价值观的影响下，像中国革命博物馆那样通过组织创作以极低的成本而获得收藏的状况，可能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在现实状况中，如何突破当代价值观而获得国家收藏，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前几年，国家以上亿元的资金来组织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充实了中国美术馆的收藏。如今价码是越来越高了，经济杠杆往往消解创作的积极性，这种依赖制度优越性的收藏方式，能否形成长效机制，无疑是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国家收藏如何突破价值观的瓶颈而获得一个持之久远的收藏体系，则需要这个时代与制度优越性相应的艺术家的国家文化的认同，显然，这在当代潮流中好像是天方夜谭。